 |
经济新常态的总量和增速由宏观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状态所决定，两者目前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引领新常态的平稳较快和可持续增长，要求在深刻理解其宏观经济构架的基础上，抓住主要矛盾，实施合理高效、富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具体而言，市场主导是引领
制度创新将成为新常态下改善总供给的重要环节，肩负着鼓励技术进步、增强劳动和资本供给效率的重任。如果处理不好制度创新问题，就可能会制约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在理论框架上，经济新常态的总量和增速由宏观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状态所决定，两者目前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面认识新常态，要求在经济分析层面上，深刻理解新常态的宏观构架及其变化，抓住主要矛盾和核心问题，实施准确高效的调控措施，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是我们在新时期转变工作思路的主要依据，也是积极地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的重要前提。
新常态下总需求的结构性变化明显
总需求是国民经济的拉动者，它的变化通常领先于总供给。根据我国的GDP核算体系，总需求由国内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三者加总而成。自从2008年之后，我国宏观总需求就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并逐步演化成新常态的一些重要特征。
一是国外需求迅速减少，经济拉动作用降低。与“旧常态”相比，新常态总需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国外需求的迅速减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受到了直接冲击，随后逐步波及至新兴市场国家。各国普遍实施保护主义，国际贸易大幅减少，全球经济率先进入新常态。受此影响，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国外需求持续低迷。2008-2013年间，我国商品和服务净出口总额由2.4万亿元下降至1.4万亿元，降幅达到了42%。若从对GDP的贡献率来看，2011-2013年间国外需求分别是-0.4、-0.1、-0.3，甚至形成了负向拉动。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仍将是低水平增长或者缓慢复苏的态势。因此，在新常态下，国外需求很难产生较大的经济拉动作用。
二是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速稳中有降，长期向好。在2012年和2013年，国内消费需求增速分别为12.9%和11.5%，不仅低于2011年19.6%，也低于近10年来的平均水平14.2%。客观地讲，国内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相对稳定，没有明显波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受困于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不高、收入结构不合理和社保体系尚未完善等条件的制约，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增长较慢，居民消费率逐年走低。在政府消费率稳定在10%-15%之间的情况下，总消费率由1987年的67%逐步降至2013年的50%左右。可以推断，在新常态中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和社保体系逐步完善的预期下，国内消费需求将趋于走强，并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拉动作用。
三是投资需求短期内依旧主导增长。目前我国仍处于转轨经济发展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经济增长表现出了较强的政府投资依赖。从1992年正式实行市场经济到2013年，国内投资占GDP比重由36.6%升至47.8%。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投资占比一直居高不下。而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平均在20%～30%、15%～20%之间。若从对GDP增长率贡献度的视角来看，新世纪以来，投资对GDP的平均贡献度在50%以上，2009年更是达到了87.6%。这种情况在进入新常态之后并未明显改变，2012年、2013年分别达到了47%、54.4%。不难理解，在短期内投资需求仍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但是，随着简政放权、市场主导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进，政府投资的作用将会逐步减弱并让位于居民消费。
新常态下总供给的要素生产率开始降低
总供给是全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和服务总量，是国民经济驱动者。综合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总供给的生产函数由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四大要素组成。在新常态下，前三者均表现出难以支撑“旧常态”经济高速增长的特征，生产率步入下降趋势。制度创新将成为新常态下改善总供给的重要环节，肩负着鼓励技术进步、增强劳动和资本供给效率的重任。
一是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有效供给下降。上世纪50、60年代的鼓励生育人口政策和80年代后的计划生育政策，造就了中国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人口红利时期。其基本特征是劳动力要素供给的数量大、低成本，这也是“旧常态”下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禀赋优势。但是，在进入新常态以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种禀赋优势已经消失。从2011年开始，中国人口抚养比已经开始逆转，即16-64岁之间的劳动人口比重开始较少，而老人和儿童占比提高，人口红利将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除人口结构变化之外，我国人口总量增速也已经大幅放缓，并在逐步趋近零增长。这些因素会直接导致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下降和成本上升。2001年我国制造业平均年工资不足1万元，而2013年则在4万元以上。不难推断，这种劳动力供给变化不是周期性的，而是趋势性的。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都不会发生转变。
二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金融抑制较为明显。目前，我国正处于金融深化改革之中，客观地说，现有商业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尚不具备高效的资金配置能力，大量资金仍然在体系内部循环，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限。特别是近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更加凸显，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2010-2013年
间，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率分别为-17.2%、-6%、9.8%和8.4%，远低于2003-2009年间30.8%的平均水平，这进一步加大了对新常态金融抑制的预期。
三是劳动和资本配置效率下降。劳动和资本这两个因素，不但在总量上影响总供给的生产函数，它们的不同组合模式也会带来不同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份额（占GDP比重）已近饱和，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但是，作为世界普遍规律，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含量通常低于制造业。因此，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资金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时，中国经济整体的要素生产率将会下降，并累及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四是技术进步率减缓。技术进步是产业内部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后发国家的赶超战略即工业化赶超，归根到底是技术进步的赶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进步主要源自自身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转移与引进三个方面，并以向世界学习、从发达国家技术引进为主导。但是，在近年来全球科技创新普遍减慢的背景下，可供中国学习的科技在逐步减少。同时，随着国内外科技差距水平的逐步缩减，发达国家对高新科技往往持有保守态度，输出管制较为严格。另一方面，自身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是一项复杂的、全面的系统工程，至少从目前看，我国在短期内仍难以显著提升。
五是制度创新进入攻坚期。显然，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同样投入会带来不同的生产效率和产出总量。大到国家经济体制，小到企业利润分配规则，都将对经济产出带来重要影响。降低交易成本、改善生产效率、激励技术创新，这些都需要不断的体制机制改革或制度创新。对于中国改革而言，阻力先是来自意识形态，现在主要是利益之争。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要触及更多深层次的矛盾和利益关系调整，复杂性和难度前所未有。可以说，如果处理不好制度创新问题，就可能会制约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结构性供求失衡给新常态带来挑战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供求总体平衡，但是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尤其是第二产业中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给新常态下的经济稳定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第一，供求结构失衡抑制国内需求。在旧常态下，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进而在第二、第三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引领国民经济增长，这是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其附属效应之一在于，工业产品数量远高于国内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实行和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中国居民日常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但是在工业主导模式下国内服务业的产品供给则明显滞后，无法得到有效满足。由此可见，抑制国内居民消费的因素不只是来自于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错配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第二，投资缺乏合理规划，导致结构性产能过剩。近年来，中国经济表现出结构性产能过剩，即第二产业中部分行业的产能大幅超过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总和。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大幅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以钢铁行业为例，供过于求导致2012年的全国平均利润率只有0.04%。就产能过剩的原因来看，主要是钢铁、煤炭、光伏和电解铝等行业的前期投入缺乏合理规划所致。经济增长依赖投资、投资缺乏合理规划，正是我们受困于“投资→增长→过剩”悖论的根源。
第三，外延式、粗放式增长，导致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受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所限，中国制造业的外延式和粗放式特征比较明显，过于强调数量、规模和空间拓展，侧重于满足外部经济需求。这种增长方式使资源和环境产生了极大的消耗，比如，在能源方面，我国原油、煤炭消耗的世界占比持续上升，对外依存度逐步加大，而利用效率则逐步下降；在原料方面，铁矿石、铝土矿、天然橡胶等大宗工业原料消耗激增，对国内外市场均形成巨大压力。此外，随着“三高”行业过度发展，对国内空气、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环境都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上述情况是“旧常态”的重要特征，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在新常态下难以立刻改观。
第四，非金融部门负债率高，导致总杠杆率上升。总杠杆率是指政府部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和居民部门的负债之和与GDP的比重，是衡量一国宏观风险水平的重要指标。2003-2008年间我国杠杆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2009年之后发生了逆转，各部门加总杠杆率从2008年的170%上升至2013年的230%。分析其中原因，主要缘自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迅速增加，金融部门和居民部门则变动较小。从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越是产能过剩的行业资产负债率越高，尤其是机械、钢铁、建材、地产、基础化工等。另一方面，2007年前我国政府负债不足1万亿，而在2013年则超过了30万亿。而且，政府杠杆资金的投入，恰恰是上述行业产能过剩的重要“源泉”。
第五，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发展形势逆转。客观地讲，新世纪以来，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引领着诸多行业蓬勃发展。但是，在我国进入新常态之后，房地产市场总体形势发生了逆转。各地房地产市场分化明显，大部分城市都进入了下行通道，成交量和价格同时降低。其中原因仍然是行业过度发展所导致的供过于求。在新增人口占比降低、农村转移人口增幅放缓、刚性需求开始减少的背景下，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对新常态的经济贡献将会明显降低。
第六，国内外双重冲击，引致金融风险水平上升。进入新常态后，我国金融风险水平有所上升。风险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从国外来看，美联储量宽加速退出和资本流动逆转的风险，引致全球新兴市场相继遭遇货币大幅贬值和资产价格下跌；随着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开放程度加大，国际游资对国内金融体系的冲击也在不断加大。从国内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和房地产市场低迷对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构成较大威胁；2012年后，信托、理财、互联网金融等影子银行对金融监管形成更大挑战；此外，金融技术和电子装备落后也放大了金融安全的脆弱性。
采取合理策略 引领新常态可持续增长
引领新常态的平稳较快和可持续增长，要求在深刻理解其宏观经济构架的基础上，抓住主要矛盾，实施合理高效、富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首先，市场主导是引领新常态的总体思路。在“旧常态”下，行政计划干预过多，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尊重不足，并间接引致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问题。因此，在新常态下，实现政府调控让位于市场主导，将是引领新常态经济增长的总体思路。简政放权是市场主导的重要前提，要继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简化行政审批，增强企业经营自由度，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深化工商管理制度改革，规范政府权力清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其次，全面深化改革是新常态平稳较快发展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突破利益固化障碍，致力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新增长模式，拓宽发展道路，推进依法治国。就当前任务而言，最重要的是确保由“旧常态”到新常态的平稳过渡，实现经济在中高速阶段可持续增长。
第三，以人口政策和金融改革提高要素供给水平。改善总供给的要素供给水平，需要在人口和资本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要调整人口政策，包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适度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等，以此进一步释放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增加新生力量供给。同时要加大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力度，增加劳动力质量。另一方面，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资金的供给效率和配置效率。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金配置偏离市场规律，显然不利于新常态下经济的高效稳定运行。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导方向，是使金融产品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实现金融服务下沉，提升服务的深度、广度和便利性。从资金配置方向上看，要逐步从钢铁、建材等过剩产能行业退出，转向医疗、信息技术等潜在高收益行业。
第四，以创新驱动引领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创新驱动将是新常态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是提高劳动和资本配置效率、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内在要求。它至少包含两个领域的内容。一是技术创新。要充分认识“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自主科技创新，提高技术进步率，增加劳动力和经济资源之间配置效率，进而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二是制度创新。一方面，要实行一系列宏观和微观层面上新的制度安排，藉此鼓励科技创新，创建一个良好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大环境。另一方面，在应对新风险、新挑战的过程中，政府要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丰富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在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基础上，侧重于解决局部性和结构性问题。
第五，以产业结构调整引领新常态的均衡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应对当前结构性供求失衡的“杀手锏”和“银色子弹”。它包含三大方面的内容：一是第二产业的内涵式和集约式增长，二是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大发展；三是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升级完成。其中，第二产业的调整和优化最为关键，它的有效应对，将为新常态提升投资效率、改善经济质量、减少过剩产能、摆脱资源环境约束、降低宏观风险和杠杆水平。
